夏商周断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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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以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编辑] 立项过程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编辑] 研究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编辑] 结论与意义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能否在详细的年代表上加上具体的证据,比如某件青铜器的铭文(...)证明了某个王至少在位了多少年 [编辑] 正面评价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所谓批评就不绝于耳。国际上某些有政治背景的人士反而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术道德有问题的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有一定政治背景”倪德卫（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要注意，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坚持的“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的研究态度，对中国历史有多重的发言权？ 对于学术上的批评也有人不断提出。2003年4月美国亚洲学协会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赴美参加了会议。会议上不少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提出了質疑。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文章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方法上有致命的错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工程使用的是1998年Oxcal的舊版本，蔣祖棣博士使用的是更新的2000年版本，以此來重新演算工程的碳-14數據，發現演算的方法差異很大，其系列計算法並不符合程序，參雜了太多人工成分。而碳-14技術的使用在國際上並不是用在確立年代，而大多用於史前研究上大致推定先後範圍而已，所以此次工程在方法技術上就產生了很大的漏洞。 中國政府并没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封鎖，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國政府也為此展開大規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學者深与研究。所谓“国际学术界”不承認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說，這些學者連最近發表的文字都說不清楚，他怎麼可能對三代的年代行判別。而大陸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际学术界”加上“正義凜然”的标签，说成是“無力對抗政府”。 2002年8月底大陸又召開《繁本》的討論會議，会议上又再度出現了不同的观点，致使“工程”自啟動以來又陷于深度论争。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如張培瑜的研究就被“國際公認”，但工程內部却是存在争论。 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此類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的通過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檢驗，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编辑] 外部链接 |
